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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通识·学人疫思|毛尖:爱比死更冷,但瘟疫是大BOSS

发表时间:2019-03-01 09:27:33 |来源:bob |作者: |浏览:684

编者按】疫情之下,“复旦通识”组织“学人疫思”系列,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,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,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,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。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,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、学者约稿。本文原题为《爱比死更冷,但瘟疫才是大BOSS》。2006年的电影《面纱》剧照1925年夏天,热恋中的陆小曼在日记中写道:因为没有气力所以耽在床上看完一本The Painted Veil,看得我心酸万分;虽然我知道我也许不会像书里的女人那样惨的。书中的主角为了爱,从千辛万苦中奋斗,才达到目的;可是欢聚了没有多少日子男的就死了,留下她孤零零的跟着老父苦度残年。摩!你想人间真有那么残忍的事么?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为故人担忧,平空哭了半天,哭得我至今心里还是一阵阵的隐隐作痛呢!想起你更叫我发抖,但愿不幸的事不要寻到我们头上来。两个月后,陆小曼和徐志摩订婚,再两个月,两人结婚。五年后,徐志摩飞机失事。陆小曼当时的痛和发抖,被解读成预感,不过恋爱中的人,都很容易隐隐作痛到发抖的吧。其实从日记中看得出来,陆小曼实在是个天真的人,毛姆的这本《面纱》,林徽因看了,肯定不会哭。更别提张爱玲了,张爱玲那是毛姆的头号知己,关于爱,死亡和真相,毛姆几乎是握着她的手在写作。陆小曼概括的《面纱》情节,似是而非,说明她没认真看,当然,日记也是一种很主观的文体。小说灵感,毛姆自己在序里说,来自但丁的《炼狱篇》:贵妇毕娅,因为被疑心红杏出墙,丈夫将她带到了玛雷玛城堡,想借那儿的毒蒸汽干掉她。可是她却迟迟不死。最后丈夫耐心耗尽,直接将她扔出窗外。这么一个杀妻故事,毛姆怎么会把它改写成动人爱情呢。毛姆的故事是这样的:距今一百年前,美丽虚荣的凯蒂眼看自己快成为婚姻市场的二等品,匆匆嫁给了迷恋她的细菌学家瓦尔特。婚后,她随瓦尔特远赴香港,但很快出轨风流倜傥的香港助理辅政司查理。事情暴露,瓦尔特给她两条路,一是让查理离婚和她结婚。二是跟他前往霍乱肆虐的湄潭府行医。花花公子查理自然不会离婚,心灰意冷的凯蒂随丈夫来到疫区。瓦尔特夜以继日地沉默工作,凯蒂倒慢慢在瘟疫中的修道院找到自己位置,也慢慢忘怀了渣男查理,但是,对于被疫区所有人敬爱并膜拜的瓦尔特,她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爱上他,虽然她经历了霍乱,也脱胎换骨,但是就像普鲁斯特说的,爱没法说服。小说后半程,凯蒂怀孕晕倒,修道院院长让瓦尔特早点回家,瓦尔特到家,声音发颤地问凯蒂:“我是孩子的父亲吗?”凯蒂心里清楚,如果说“是”,她就会重新获得瓦尔特,这也是他一直来的愿望,毕竟,这个男人爱她至深。她只要给他一个借口,他就会彻底原谅她,而且她自己也急盼他的宽恕。但是她说不出口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说不出口。最后,她说了一句:我不知道。隔了没几天。瓦尔特染上霍乱,在凯蒂惊惧的注视下,停止呼吸,他临终的话是:“最后死掉的却是狗。”这句话是哥尔斯密《挽歌》中的最后一行,意思是,好心人收留了一只狗,后来狗却发疯,将人咬伤。不过最后人活了过来,狗死了。瓦尔特之前承认,最初带凯蒂来疫区,是想让瘟疫要了她的命。后来,瓦尔特朋友分析,他染上瘟疫,多少是一种自我选择,因为他是在实验室里染的病。凯蒂活了下来,回到香港,禁不起肉欲召唤又和查理上了一次床,一边又很鄙视自己,起身后,永远离开香港。这个故事被多次改编成电影,好莱坞的处理比较近陆小曼的理解,总之就是要哭死演员和观众。这是题外话。小说前半段,凯蒂和查理事情暴露后,凯蒂和瓦尔特有过一次短兵相接。凯蒂说:“我嫁给你,本来就是个天大的错误,我感到后悔莫及。我就是个大傻瓜,我对你毫无感情,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”然后,瓦尔特微微一笑,说道:我对你没有任何幻想。我知道你愚蠢轻佻,没有头脑,然而我爱你。我知道你胸无大志,粗俗不堪,然而我爱你。我知道你平庸浅薄,势利虚荣,然而我还是爱你。”这个,发生在他们去疫区前。爱情,或者更准确地说,不爱的发现,用不着瘟疫的帮忙,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是最典型的文本,霍乱不会改变爱情,霍乱只是爱情的明喻。那么,《面纱》中的瘟疫,到底有什么作用,或者说,瘟疫是什么?瘟疫是一种裸露机制。翻开《面纱》,看到题辞,来自雪莱的诗《别揭开这五彩面纱》:“别揭开这五彩面纱,芸芸众生都管它/叫生活……”小说中的瘟疫,承担了这揭开的功能。因为瘟疫,因为每天看到“成千上万的人被瘟疫夺走生命”,凯蒂觉得爱和偷情这些在过去生活中的大江大河,已经变得非常狭小,她对瓦尔特说,疫情当前,你真的没必要对我这样的傻女人劳心费神。走过疫情的凯蒂,甚至理解了老子的“道“。”道即是路,即是走路的人。“瘟疫揭开凯蒂的面纱,把这个虚荣的半空女郎变成了一个地面上的人。同时,瘟疫也揭开了瓦尔特的面纱,这个受到所有人敬重但死于心碎的细菌学家,同时被爱情和疫情降维,狗一样的凄凉死去。因此,毛姆的结论是:爱比死更冷,但瘟疫才是大BOSS。听到这句话,莎士比亚点了点头。1968年由弗兰克·杰弗瑞里导演的电影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剧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写于1595年,正是伦敦第一次大疫情爆发之后,罗密欧一开始就害怕,漆黑的厄运不只是今天下毒手,灾祸开了端,还有未来的在后头,而在罗密欧离开前往曼多亚时,朱丽叶的哭泣也多少源于瘟疫的阴影,“天道,你反复无常”。然后,瘟疫,莎士比亚特意在新校订本中,改用了PLAGUE这个非常近乎我们当今新冠灾难的词,瘟疫插手,直接改变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命运。因为送信人约翰神父想找个伴,约了个同门师弟,但恰逢这个师弟在慰问疫病人家,又恰逢巡逻人经过,信使就被一起封门在疫区,去曼多亚给罗密欧送信的事情就此耽搁,搞得罗密欧不知道朱丽叶是假死,导致史上最著名恋人前后殉情而去。整部戏在第五幕急转直下,瘟疫最初在物理上放过了两大家族,最终在精神上清剿了他们,而我们也能在亲王最后的陈述中看到,罗密欧和朱丽叶替他们各自的家族赎了罪,之前,结仇的两大家族瘟疫般把整个城市搞得一团糟,现在终于,“该恕的,该罚的”,在瘟疫中彼此清了账单。瘟疫是一种清剿重启。凯普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重新回到他们可以携手同行的起点,爱也好死也好,都是瘟疫终极按钮中的一个小程序。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死亡,也在维罗纳持久的疫情框架里,从悲剧变成了喜剧。莎士比亚最后写到,清晨带来凄凉的和解。在人类这个虽然脆弱但充满希望的新黎明中,瘟疫显得前所未有地负负能得正。也是在这个光圈里,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,阿里沙被初恋女友达萨拒绝后,用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的时光,重新回到达萨身边,虽然历经半个世纪的情色生活,阿里沙面对达萨,依然能够声音也不变地说道:“我为你保持了童身。”托马斯·曼听到这句,“我为你保持了童身”,微微一笑。1971年维斯康蒂导演的电影《魂断威尼斯》剧照瘟疫是一种淫欲政治。《魂断威尼斯》中,作家阿森巴赫抵达威尼斯,被水仙少年达里奥捕获。这个出身严肃声誉隆重的作家,为了能够在威尼斯多看一眼美少年,完全不顾瘟疫的消息。没有真正的肉身相碰,不能实现的激情却让中年阿森巴赫倾尽全力。与此同时,在印度流行的瘟疫,“向东传到中国,向西延至阿富汗和波斯;它沿着商队所经的大路传播,威胁着阿斯特拉罕,甚至莫斯科也谈虎色变。但正当欧洲惊恐万状,深怕这个鬼怪会从那边涉足到欧洲大陆上时,它经过海面从叙利亚的商船偷偷地来了,在地中海几个港口同时出现。”威尼斯开始到处消毒,阿森巴赫知道瘟疫已经降临,时间的大限却反而把这个已经拿到所有荣誉的作家变回了骚情小伙。他开始孔雀开屏般抓紧获取达里奥注意。他戴宝石,洒香水,每天好几次在梳洗打扮方面大用功夫,然后盛装艳服、怀着兴奋而紧张的心情坐到桌旁就餐。甚至,他还去美容。他把他的头发染得跟青年时代一样,再烫出道道波纹,然后是眉毛,皮肤,直到原来棕色粗糙的皮肤泛出鲜艳的洋红色,直到嘴唇的颜色跟草莓一样,直到最后,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童男一样,可以再次开启生命的全部欲望。人工草莓后的阿森巴赫,追逐小草莓达里奥的过程中,吃了烂熟的草莓,终于染上瘟疫。小说最后,达里奥和家人启程离开威尼斯,阿森巴赫则永远留在威尼斯。这部小说后来被维斯康蒂拍成电影,托马斯·曼深奥的文艺理论命题华丽脱壳,成了一个普鲁斯特式的容颜歌剧,电影中的瘟疫更像是颓废的舞台。在世俗社会中,阿森巴赫是一个有社会权力的人,但瘟疫舞台上,他所有的文化盘缠毫无意义,他裸露为一个衰败的生命,成了美学零余者。如此,在瘟疫的加速度里,维斯康蒂用奢侈的生命美打击了文化的僵老结构,使得阿森巴赫试图在超浓缩的时间里,致死一跃。这一刻,瘟疫展现为淫欲最抒情也最可怜的一面。爱是天赐的痛苦,淫欲是这痛苦的面具。欧洲老文化魂断威尼斯,新文化启程离开威尼斯,这是方生方死的时刻。淫欲有其可歌可泣的一面,瘟疫也是。如此,作为世界史的黑客,瘟疫是入侵者也是革命者。薄伽丘和乔叟一起点头了。1971年帕索里尼导演的电影《十日谈》剧照《十日谈》和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,都是在大瘟疫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。《十日谈》开头就是对瘟疫的恐怖描绘:“这瘟病太可怕了,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,就染上了病,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。不,情况还要严重呢,不要说走近病人,跟病人谈话,会招来致死的病症,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,摸过的东西,也立即会染上了病。”然后,薄伽丘又强调了一下,说亲眼看见,两头猪,因为拱了一下瘟病而死的穷人遗物,一会儿就跟吃了毒药似的,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。繁华的佛罗伦萨尸横遍城,十室九空,一副世界末日的图景。但很快,薄伽丘笔锋一转:在这场浩劫中,有十个青年男女侥幸活了下来,他们相约一起逃出城外,来到小山上的一个别墅。城外的图景和城内构成绝对反义词:树木青葱,清泉流水,到处是生机到处在歌唱,十个年轻人开始讲故事,薄伽丘的叙事结构和语法也焕然一新。瘟疫分割了旧城和新区,也是在这个意义上,弗朗切斯科·德·桑克提斯说,但丁结束一个时代,薄伽丘开创另一个。新兴的资产阶级用讲故事的方式发动了文化进攻战。教会的威权,在《十日谈》和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中,轰然倒下,瘟疫揭开文艺复兴的序幕,旧世界站在瘟疫的右边,新世界在左,新文学描绘出的新世界,可以一直等到莎士比亚接手,欧洲短篇小说也自此起步。再没有比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中的天气更加明亮,“青春的太阳已转过半边白羊宫座,小鸟唱起曲调,通宵睁开睡眼,是自然拨弄着它们的心弦,”大言不惭的巴斯妇不知道她三言两语将永垂文学史,“我感谢永生的上帝,在教堂门口我已接待过五个丈夫,”所以,尽管别人告诉她基督只参加一次婚礼,但巴斯妇的理由却来自新生阶级的愿望:“我只知道上帝曾命我们滋长生育。请看所罗门先生,他有那么多的妻妾,愿上帝准我有他半数的滋润机会!”阿根廷导演路易斯·普恩佐1992年导演的电影《鼠疫》海报还有什么比勃勃生机和大地欢愉更能打败瘟疫?瘟疫虽然带来文学史上的至暗时刻,但也一次又一次带来巨大的革命。《瘟疫年纪事》开出了文体革命;《鼠疫》开出了诚实革命,“和鼠疫斗争的唯一方法是诚实”,“只能生活在那令人晕眩的顶峰,即诚实”;莎士比亚开启青春革命,马尔克斯开出老年革命。笛福说,瘟疫让死亡公开嵌入我们的生活,比我们通常允许的多得多。2020年新冠病毒,已经掠夺我们十二万人口,这一次,会带来什么革命?加缪的教导是,最简单的途径是看看生活在其中的人,如何工作,如何相爱又如何死亡。这个,是我们在疫情结束后可以回答的。(本专栏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。)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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